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项文化概念；上海是一个地区名字，更是一种精神象征。探讨传统时代的江南与上海，是研讨江南传统村落“鱼米之乡”的自然环境条件，是研讨“晴耕雨读”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研讨以吴风越俗为主体的人文文化谱系。怎样处理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史料，怎样在事实考订中回归传统中国的原初情景，在对地下出土文物、古典文献资料、民族学人类遗迹、外国异族载录的搜寻、把握和使用中，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发掘与阐发社会变化的脉络？应该如何对勘与辨析置身其间的人心与世道？种种故纸堆和旧记忆中的钩沉索解，可以隐微而有力地重构城市与乡村、接续今天与明天吗？
针对上述问题，年10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史研究室共同举办了“传统时代的江南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与会。澎湃新闻选择几位学者的报告，择其要点，以飨读者。
与会学者合影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徽州“门图”看传统时代僧（道）俗关系及其嬗变》。所谓“门图”，根据法国学者高万桑（VincentGoossaert）的定义，约略可以概括为：“在缺乏国家授权情况下并没有出现管制不力和无序的竞争。在当地社会中，（虽然）没有国家正式授权，（但）这些仪式专家（也）无法随意工作。至少在江南，他们受到监管的一个主要形式表现为辖区的制度，城市和农村地区都被划分成很多辖区，其中每个辖区属于同一仪式专家家庭，这些家庭拥有世袭的垄断权利来主持辖区内的仪式，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江南，这样的领土被称为门图/徒或门眷。”在清代，南方不少地方都存在着“门图”的习惯；而就徽州而言，尚未有学者涉及此一问题。王振忠以休宁县易山寺与福通庵的“门图”买卖、歙县南乡玉岐寺的“门图”两则个案，对徽州的“门图”作出大致勾勒。此外，又以同治九年（年）至年的《本甲经办会议十排》中的“本村福山庵门图”为例，梳理出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道士做公共法事的场合，相关“门图”需要轮值，而轮值到的“门图”，则要负责备办各类祭品、菜肴的细节。他指出，从明代以来，徽州的群际关系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一些佃仆（或小姓）通过各种途径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之后，逐渐摆脱了主家（或大姓）的控制，也引发了诸多的主仆（或大小姓）冲突。寺庙与宗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于佃仆与主家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寺庙逐渐摆脱了宗族的控制，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的专业技能亦逐渐市场化，为一姓之外的固定受众服务。寺庙僧道原先对檀越的人身依附关系，一变而为僧道对“门徒”（信众）的服役权力。这一点，也与南方的一些贱民阶层有着类似的变化——这就是寺庙“门图”与贱民（如绍兴堕民）“门眷”，有着颇为相似的内涵之原因所在。而从“门图”、“门眷”之演变，可以考察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地方社会中人际身份关系之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教授做了题为《苏州大阜潘氏文献的新发现及其价值》的报告。苏州潘氏如潘世恩、潘曾莹、潘祖同、潘祖荫的家书都被子孙后代妥善保存下来，现在分藏于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苏州图书馆等单位，至今多未刊布。苏州市档案馆新近从苏州过云楼后人顾笃璜先生捐献的顾氏文献中，整理出大阜潘氏蓼怀公支亲友手札通，涉及作者人，出版了《贵潘友朋手札》（古吴出版社）。徐茂明研究苏州潘氏二十余年，认为这是潘氏文献研究的重大发现。这些手札此前没有著录于任何收藏单位的目录，写作时间集中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内容涉及蓼怀公支的家庭生活、祖传鹾业、宗族交往、友朋关系，乃至近代科举、捐纳、吏治、物价、民众心态、战乱、海关等问题，为全面了解近代这一重要的簪缨世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鲜活资料，同时还展示了晚清官场晋升规则的运行实态，对近代江南社会与文化史的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邹怡教授的报告是《年祁红运销统制前上海茶栈中间费用新考》。年，政府在谴责茶栈盘剥的声浪中启动了摒除茶栈环节的皖赣红茶运销统制，安徽、江西两省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的支持下，发起了祁红运销统制，实行祁红的国家统购，统一外销，从而降低祁红运销成本，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其时，政商两界及华茶研究者普遍认为，正是以茶栈为代表的中间商高达20%的中间费用，盘剥以茶号为代表的生产者，推高了华茶的外销成本，祁红运销统制即针对此症结而实施。邹怡以年一份上海茶栈对祁红茶号的结算账单及相关史料为基本资料，精细计算了各中间费用；同时梳理了几百份茶区民间借贷通行利率数据表，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茶号委托茶栈出售红茶给洋行过程中，茶栈实际所得远低于以往认知中的20%。并且，茶栈所得若全部视为放贷利息，其利率恰相当于同期茶区民间通行利率，茶栈所得实为一般利率水平的生产放贷利息，时人与后来研究者攻讦茶栈为超额盘剥，就盘剥程度及性质的认识而言，是存在偏差的。
研讨会现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王健研究员报告的论文是《再论明清以来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的互动》。通过阐述明清时代的江南家族“世祀”地方神灵的若干特点，指出祖祠与寺庙的结合比较多见、佛寺以外的神庙也往往是祭拜祖先的重要场所等地方特质。在时间线索上，则梳理出由于嘉靖以前，民间立庙祭祀始祖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元明时代的江南就出现了不少将始祖或者重要的祖先供奉于神庙中的习俗。随着嘉靖以后朝廷对家庙设置规定的逐渐宽松，在民间，家庙才开始逐渐从神庙中剥离出去，有了独立的设置。到了清代，越来越多家庙的独立创设，神庙与家庙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明晰起来，在地方志中，人们开始自觉地将家庙与神庙相区隔。此外，王健指出，明清时代，江南家庙从形制上而言，并非仅仅只是崇祀祖先，佛、道、民间土神等各类神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被“请”进了家庙，这或许正是当时江南地区某些家庙的实态。而在这样的实态所形成的社会风尚中，一些地方家族通过各种方式，或是将祖先神化，或是将已有的地方神灵纳入家族谱系，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后代”，在各种动力的驱使下，地方士人也往往对此并不讳言，甚至引以为傲，这就构成了家族与神灵关系的另一重面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林振岳博士报告的论文是《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考略》，介绍了国家图书馆早期善本来源之一的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聚散原委。归安姚觐元的咫进斋藏书是清代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清末由端方收购筹建京师图书馆，在近代藏书由私化公进程中有重大意义。姚氏生前即在苏州开设尊古堂书铺出售藏书，清末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时，端方将其藏书中数部精本收为私有。藏书收归京师图书馆图书馆后，历任主事者都利用《咫进斋善本书目》编订《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林振岳以书目的补入或剔除为实证，探讨了旧家藏目多有不可信之问题，尤其是版本著录不可靠，其中有些是因为鉴定失误，亦有虚标身价有意为之的可能性。
上海中医药大学杨奕望教授做了题为《近代江南中医对急性传染病“流脑”的认识》的报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脑疫情数次肆虐，而当时作为特效药的脑膜炎血清，价格昂贵且难以置办，平民百姓自然大多选择了中医药治疗，江南医家因能各擅其场，在救治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包括认识到隔离、消毒对于预防疫痉等传染病的重要性，治疗手段应该汤方、成药、针灸灵活并用等，种种共识，通过神州医药总会等学术团体的组织、讨论，集思广益从而达成医界的一致意见，这些都为现今中医对于疫病（包括新冠等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分析、诊治与预防，提供了思路。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叶舟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一个江南教士在上海的一生》报告，为大家讲述了美籍常州人吴虹玉（-）的传奇一生。吴虹玉，英文名字为HongNeokWoo，他在美国当过9年印刷工人，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圣公会在华最早的信徒和牧师之一，与黄光彩、颜永京并称为圣公会三位华人先驱。医院，积极参与上海的公民事务，是抗议“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歧视性条款的外滩花园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吴虹玉与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与颜永京世代联姻，多次捐助宋耀如和孙中山的事业。可以说，吴虹玉不仅是早期中国教会史、早期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见证人，他的很多行为还不断地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不平凡的一生反映了中国人坚强、善良和勇敢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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